前列腺癌是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最新的GLOBOCAN数据，2020年全球有140余万例新发前列腺癌，发病率高居男性第2位（仅次于肺癌）^[1-2]。

实际上，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西化，中国男性的前列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见下图），从1998年的8.14/10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17.46/10万人，短短十余年间翻了二倍多^[3]。

Δ1998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男性人群中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数据来源：GLOBOCAN/Cancer over time）

虽然随着手术、放疗、新型内分泌治疗等治疗技术的发展，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其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97.8%^[4]，远远高于中国的62.0%[5]。

导致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生存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早诊早治水平不足。据估算，我国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发病率比值（M/I，是反映生存和早期诊断的重要指标）高达0.44^[6]，将近3倍于美国的M/I比值0.17^[7]。

Δ中国和美国前列腺癌死亡率/发病率比值和疾病分期分布情况^[6-8]

在中国，有将近30%的前列腺癌患者属于“晚期转移”阶段，失去了手术治愈的最佳时机，药物治疗成为他们延缓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期的重要手段。更令人唏嘘的是，仍有不少人无法及时抓住药物治疗这个“亡羊补牢”的机会。

前列腺癌是一种雄激素依赖性肿瘤，这也是雄激素剥夺疗法（ADT）的主要原理。然而，大多数患者会经历从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HSPC）到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阶段。

Δ不同阶段的前列腺癌

临床上，可将前列腺癌的疾病过程大致分为：局限/局晚期前列腺癌→生化复发（BCR）→mHSPC或NM-CRPC→mCRPC→疾病终末期（死亡）。随着疾病进展到mHSPC或NM-CRPC阶段，死亡风险增加3倍^[9]。

mHSPC阶段疾病特点是已经发生转移且具有生物学和临床表现异质性，从惰性到侵袭性和迅速致命的形式不等，5年生存率只有30%，临床结局更差，生存和生活质量显著下降。

NM-CRPC阶段发生骨转移的风险提高12倍，死亡风险提高4倍，一旦出现转移，可出现疼痛、骨折和脊髓压迫等骨骼相关事件（SREs），进一步导致残疾、生活质量降低和死亡，增加医疗资源的使用和治疗成本。但如果能在mHSPC和NM-CRPC阶段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患者仍有希望维持较好的疾病控制状态，并延长生存期。

Δ局限性前列腺癌的年进展和死亡风险为5%，而一旦进入mHSPC和NM-CRPC，死亡风险增加3倍^[9]

据报道^[10]，mCRPC阶段患者的年人均总成本迅速增加，约为NM-CRPC的3.2倍（223738元 vs. 69145元）；且无论是直接医疗成本（患者年人均住院费用、年人均门诊费用等）、间接医疗成本（就医相关的交通食宿营养品费用等）或间接成本（生产力损失和照护费用等）都明显高于NM-CRPC阶段，给患者本人和家庭带来了更为严重的负担。

Δ中国首个针对NM-CRPC疾病负担的研究显示：mCRPC阶段患者的年人均总成本约为NM-CRPC的3.2倍[10]

因此，在提高中国前列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追赶国际先进国家诊疗水平的过程中，为mHSPC和NM-CRPC阶段的中国患者提供创新、高效、安全的药物治疗，是我们亟待突破的难点。

近年来，多个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的问世，极大地延缓了前列腺癌患者进入生命“倒计时” 阶段（即激素抵抗的转移性前列腺癌）。

在mHSPC领域，国内已获得适应症的则是阿帕他胺（所有类型的mHSPC，即“All Comer”）和雄激素合成抑制剂阿比特龙（新诊断高危mHSPC）；在NM-CRPC领域，国内已有阿帕他胺、恩扎卢胺、达罗他胺等获批进入临床。遗憾的是，同时用于治疗mHSPC和NM-CRPC的新型AR抑制剂药物均未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Δ不同阶段前列腺癌新型内分泌治疗的国内可及性

阿帕他胺是新一代的口服雄激素受体（AR）抑制剂。临床研究^[11]显示，阿帕他胺可显著降低mHSPC患者的死亡风险，使患者的4年OS率提高27%，且安全性良好；尤其是仅骨转移mHSPC患者的死亡风险降幅高达50%。无论后续选择何种序贯治疗方案，阿帕他胺组能够降低34%的疾病二次进展/死亡风险。目前，阿帕他胺已成为首个也是唯一在中国获批治疗mHSPC的新一代AR抑制剂，而同类药中的恩扎卢胺尚未获中国适应症，达罗他胺尚无临床数据。

在NM-CRPC领域，临床研究^[12]证实阿帕他胺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转移生存（MFS）24.3个月，显著延长总生存21.1个月，是目前唯一实现高危NM-CRPC患者OS超过6年的药物。无论后续选择何种序贯治疗方案，阿帕他胺组能够降低45%的疾病二次进展/死亡风险。因此，阿帕他胺成为首个获中国批准用于治疗NM-CRPC的新型AR抑制剂。

mHSPC和MN-CRPC患者仍有希望通过新型AR抑制剂获得有质量的长期生存。反之，一旦错过这个“早诊早治”的时机，进入mCRPC阶段，患者预后极差，中位总生存期（OS）仅为一年左右。此时，即便给予新型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化疗或者放疗，无论何种治疗方式，无论何种治疗顺序，无论何种治疗组合，相比对照组的OS获益仅有短短的4个月左右，患者获益极其有限。

阿帕他胺的适应症覆盖了所有类型的mHSPC和NM-CRPC，无疑是前列腺癌“早诊早治”的初始优选治疗方案，也是弥补我国前列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短板”的解决方案。

“健康中国”提出了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要求。在前列腺癌的全程管理中，mHSPC和NM-CRPC的治疗可及性仍待进一步改善。

随着国家持续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越来越多的创新药物打破“药神”的桎梏，成为实实在在的患者“救命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我们期待新一代AR抑制剂“阿帕他胺”早日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CA Cancer J Clin. 2021;71(3):209-249.

[2]曹毛毛，陈万青.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21，13(3):63-69.

[3]GLOBOCAN/Cancer over time.https://ci5.iarc.fr/CI5plus/Default.aspx.

[4]https://seer.cancer.gov/statfacts/html/prost.html. Accessed Jun 25， 2020.

[5]李小升，赵玉兰，陈习田，等. 中国病案， 2019; 20 (11): 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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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iegel RL， Miller KD， Jemal A. CA Cancer J Clin. 2017;67(1):7-30.

[8]Chen R， Ren S; Chinese Prostate Cancer Consortium， et al. Asian J Urol. 2014;1(1):15-29.

[9]Scher HI， Solo K， Valant J， Todd MB， Mehra M. PLoS One. 2015;10(10):e0139440.

[10]Li TT， Shore ND， Mehra M， et al. Cancer. 2017;123(18):3591-3601.

[11]Chi KN， Chowdhury S， Bjartell A， et al. J Clin Oncol. 2021;39(20):2294-2303.

[12]Small E.， et al. ASCO 2020. Abstract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