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 :谈笑间回望20年,您也正好从事乳腺领域20年,如今已与过去大不相同。1998年,在您赴日本留学时,面对国内外的差距您有怎样的感触?
刘运江教授:在我刚毕业时,乳腺癌手术基本都是根治术或扩大根治术,动辄要做三四个小时。最初辅助治疗只有塞替派,后来从意大利传入了CMF方案,20世纪80年代末有了他莫昔芬,治疗手段才逐渐丰富起来。作为一个老医生,我完整经历了我国乳腺外科治疗理念和技术的发展,也见证了早年中外的差距。在1998年,我通过省外办考试入选赴日访问学者,去长野县红十字病院学习,他们的领域发展要超出我们5~10年,对我冲击非常大。
在硬件层面,长野医院是当地最大公立医院,有800多张床,和我院规模相当,他们有CT、核磁共振设备数台,而当时我院只有一台CT。再者,当时我国因为原版医疗文献价格高昂,大多医院都用影印版,时效上要晚好几个月,但日本图书馆里的每一期文献都是最新的,而且更新很快。
在医学理念层面,当时国内外科医生在大手术后常常使用止血药,但是日本的医生对高龄患者使用抗凝剂缓解高凝状态,减少肺栓塞以降低围术期死亡率。此外当时日本早期筛查理念非常到位,胰腺癌、胃癌、肠癌的早期病例占30%以上,多为查体检出,通过腔内超声小胰管里的阻塞都能在病人无感的状况下发现;而我国当时早期筛查观念差,胰腺癌患者往往等到出现黄疸等严重症状后才被发现,术后5年生存率不足5%。再比如乳腺癌,日本保乳操作非常规范,术前严格标定肿瘤范围,术中保证切缘,切除肿瘤后再整形,保乳率能达到30-40%,疗效和美观度都令患者满意;而当时我国只有一些大医院尝试保乳,我院还以改良根治处为主,落后近10年。
在医疗规范层面,我们国家在2007年左右才参考国外指南制定各个诊疗领域的指南,在指南产生前以经验医学为主,各自为政;但日本在20世纪就有了本国的诊治规范,医生按照诊疗规范施治,大大提高了整体治疗水平。
所以,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完善的医疗设备、先进的诊疗理念和严谨的诊疗规范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也为我此后的事业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肿瘤瞭望 :听闻您当时整理了好几摞笔记带回国,能否谈谈都记了些什么?
刘运江教授:记笔记是年轻时养成的一个习惯,身处教学医院,每逢老主任查房,总要随时随地记下关键知识点和前辈的经验。另外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每每在大手术之前,我习惯在前一晚深入冥想,在想象中模拟手术步骤,并记住关键点,因此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在日本处处都能感受到技术和理论的先进,我们一同去的好几个人,有的买录像机、有的买照相机,都迫切希望把这些东西学回来。我比较喜记笔记,记录了诸如手术术式图谱、最新的文献要点、最新的理念等很多笔记,尤其是与我国诊疗不同的地方,更要重点记录,此外,还我影印了许多日本的诊疗规范、购置了一些原版图书,就这样背了近一箱子的资料回来。